题记：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女孩子在九十年代末期留学日本时发生的故事。
（一） 金瑞瑶中国语学院
东京涉谷的一幢临街小楼内。
五月的阳光暖暖地从玻璃窗里射进来，落在林欣面前的浅灰色长条课桌上，明晃晃的一大块。望久了，眼睛开始有点酸涩。
林欣定了定神，把手心里的汗在藏蓝色制服裙上揩了揩。她试着微笑了一下，心里给自己打气：不管怎样自己也是对外汉语专业毕业的大学生，教一个语言学校的学生还是绰绰有余的。那金瑞瑶院长在电话里讲的是日语，带着浓重的口音，也说不出是哪里人。口气上听起来像是个杀伐决断的女强人。
林欣正胡思乱想着，“呀”的一声，门开处，一个中年女人款款地走了进来，带着淡淡的香水味道。女人穿了一套绛紫底子的暗花套装，颇紧，行动处便起波折。右前胸别着一枚硕大的郁金香形胸针。黄色的花瓣上滚了金边，翠绿叶片上嵌着细碎的钻石。像许多日本中年妇人一样，女人脸上敷着厚厚的粉，唇上是玫瑰红的唇膏。金丝边眼镜上垂下细巧的金链子，随着她的一举一动微微地荡着，在阳光里闪闪的刺着林欣的眼。
东京寸土寸金。这间课室虽然挤了有快十张课桌，站在屋子中央伸开两臂却几乎可以触到左右两边薄薄的壁。女人颇为发福的身体费了好大的周折才在林欣对面的一张椅子里坐下了。
女人不说话，面无表情地把林欣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那目光让林欣恍惚间觉得自己不是来应聘中文学校的老师，而是スナック（日式酒吧）的小姐。这样一想，脸就红了。
女人突然开口了，是中文：“我是金院长。你是中国哪里人？”林欣这才听出她是台湾人。
“我是南京人。”林欣小声说，却连一个微弱的笑也挤不出来。
“你电话上说是学对外汉语的？”金院长又问，还是面无表情。
“是。我在大学的专业是对外汉语。教过两次暑期班。毕业大实习教的也是日本学生”林欣被金院长的冷淡弄得有些不知所措，只得强作镇定答她的问题。
金院长皱起眉头，不耐烦地截住了林欣的话:“不要以为你是专业出身,就能教得好。你的日语呢，也还需要提高。”喘了口气，金院长又说道：“不过你的日语也还算不错了。讲得慢，但是很清楚，不像很多大陆来的，乱讲一气”。
林欣本以为自己在大学学了四年，又有教课的经验，不料被金瑞瑶来了个下马威。她毕竟年轻气盛，忍不住红着脸争辩道：“我经验不多，不过我会非常努力。我一定能教好课！”
金院长看了林欣有一分钟，突然变魔术一般从面前的课桌内抽出一本《新中国语》，随手一翻，指着一课对林欣说：“你给我讲讲，如果你来上这一课，怎么个教法。”
林欣没料到她这一手，不过并没慌。这课本在国内她也教过。她把课文前后扫了两遍，便抬起头，直视着金院长，说道：“我先教生词。首先是发音，然后逐个讲解每个词的意思。”她停下来，等着金院长的反应。金瑞瑶冷冷地说：“不要看我。接着讲！”
林欣便一口气说下去，足足说了十分钟，带着点委屈和抵抗。说得太急了，最后声音都有点颤了。
林欣说话的整个过程里，金院长始终不动声色地观察着她。待林欣说完，金瑞瑶不紧不慢地挑了四、五处不是，末了，换了日语对林欣说：“这个星期六点到2点有个高级会话班。你来教教看，真金不怕火炼。”说完看也不看林欣就出去了。
林欣只好也立起身跟了出去，向金院长躬身告辞，金瑞瑶仍然理也不理。倒是负责秘书(うけつけ)工作的一个三十多岁的日本女人堆起了满脸的笑，送林欣到电梯口。
一走到外面明丽的阳光下，林欣赶紧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街道上干干净净的，走着衣冠楚楚、纤尘不染的男男女女。
林欣突然想到今天是个“红日子”（在日本，公共假期在日历上都印成红色，所以叫“红日子”）。要是还在国内，这样的日子正是和朋友们去疯玩的好机会。一大群人骑了自行车，一路打闹着飞驰在南京的大街小巷，引来路人善意的关注。可如今的自己，来日本才一个月，带的钱基本上交了学费，接下来的生活费全要靠自己挣。明年也不知道能不能考上大学院（即研究生院）。朋友呢？一个也没有......
想到这些,林欣深深叹了口气。
不过金院长既然答应她星期六来试试,就是说有希望。一个小时25日元，一次课下来就是5日元。这可比自己在カンカル西洋料理店8块的时给（一个小时的工钱）高多了。
有了希望，林欣不由微微一笑。这一笑不要紧，她竟然冲昏了头脑买了一块樱饼。这是一种用糯米和豆沙馅作成的甜点心，染成樱花的颜色。花了四日元！这可是林欣现在每周五分之一的菜钱！
平日里为了省钱，虽然卖饮料的自动售货机满街都是，只要投进日元就可以从琳琅满目的瓶瓶罐罐里选上一个可心的，但是林欣却很少允许自己这样奢侈。她总是用一个洗得很干净的矿泉水瓶子带水。
不过今天是个好日子，值得庆祝！
